• 一是過度修復。從污染綜合防治轉向系統生態治理的總體要求已經深入人心，但也存在過于強調人工干預措施和恢復數量指標，忽視生態恢復要適應生態系統演變階段及地域性規律的現象。如在干旱地區大量造林，在地形、土質、水分等不具備綠化條件的礦區生硬綠化，在河道生態修復中為達到防洪標準過度清淤和硬化等，投入大量經濟成本，最終造成生態的系統性破壞。
  
  
• 二是急迫見效。生態系統修復和重建需要一定時間，不同生態系統類型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恢復到頂級群落。工程實施后，要求短期見效不現實，也違背自然規律。當前部分生態保護和修復考核指標缺乏不同時間尺度的考慮，造成個別工程為了迅速滿足數量指標，采用速生植物、外來物種等；工程思維較重，過度采取灌溉、施肥等人工輔助措施進行生態恢復，重短期效果、輕后期維護，沒有重視培育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和維持機制。
  
  
• 三是缺乏多功能目標設計。由于在大氣、土壤、水質、防洪等方面有較為明確的標準和考核目標，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在以上幾個方面比較重視。相對地，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完整性等方面尚顯不足，近30年來，我國人工綠化和再造林面積約占全球植被綠化面積25%，超過34%的陸地面積經歷了植被類型的變化，然而植物群落復雜度呈顯著下降趨勢，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沒有充分體現。
  
  
• 四是缺少社會發展協同機制。“協調布局、系統治理、人地和諧”是生態保護和修復的階段性、遞進式目標，當前許多生態修復工程與社會經濟發展目標脫節，忽視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多重屬性。
  
  

面對上述問題，有如下建議：

• 加強全鏈條科技支撐能力。生態修復涉及流域、生態系統、場地等不同尺度，相應空間尺度下的格局與過程耦合關系及其生態功能均有差異，應加強不同尺度生態系統本底調查和機理研究；尊重生態系統恢復的演化階段，構建生態系統敏感空間和關鍵節點的預警和識別技術體系；加強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的指導作用，實現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資源要素與城、村、路、礦等人類社會要素的和諧布局與有機統一。
  
  
• 強化綜合成效考核評價。生態修復工程實施前的環境影響評價要與成效考核評價充分銜接，制定不同類型工程的環境影響評價標準和規范，強化生態完整性、生物多樣性等長期生態目標；考核評價中要統籌生態系統近遠期效益和社會效益，結合鄉村振興戰略，將生態修復工程與旅游康養、有機農業、綠色能源等產業結合，促進產業融合、提升居民福祉，提高生態修復的可持續性；建立社會—生態綜合成效考核評價制度，納入地方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
  
  
• 建立動態調整機制。生態修復的初始目標通常根據某個階段的靜態問題設計，隨著不同生態修復工程有效實施，生態問題會變化或區域轉移，要有適應性管理的具體措施和調整機制；在調整和管理中多做減法，降低人為干預，改變當前許多生態修復工程的人為痕跡過多現象，將成本投入與效益產出、自然修復與人工修復資金投入比例作為重要的動態調整依據。

  
  

  
  

• 鼓勵多部門協調和多主體參與。生態修復工程實施主體包括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水利、林草等不同部門，要建立不同管理部門協作的常態化機制，統籌考核目標和監督監管；加強項目全過程咨詢和監理，授權具備資質和管理經驗的機構推進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和管理等，落實總體修復目標；生態修復投資大、收益慢，須充分量化風險和收益并適度讓利，鼓勵社會資本積極加入；開展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構建多層次綠色金融市場體系，保障不同等級市場主體投融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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