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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政商交往若干場景行為指引及答疑（第一批）》之“禮品捐贈”篇

禮尚往來要有度 哪些禮品不能收

　　在日常人際交往中，包括互贈小禮品在內的“禮尚往來”，是我國傳統人際交往的重要形式。然而，對于公職人員而言，在與企業打交道的過程中，可要有把標尺，切莫逾過“紅線”。

　　企業贈送的禮品，哪些能收，哪些不可收？回禮又有什么講究？對此，《廣州市政商交往若干場景行為指引及答疑（第一批）》（以下簡稱《指引》）圍繞“禮品捐贈”主題專設章節給出詳細指引，為公職人員服務企業過程中涉及的互贈禮品行為劃出“紅線”，厘定“可為”與“不可為”界限。

　　● 可以開展事項

　　1.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參加企業、商會、行業協會舉辦的活動，可以接受明顯非貴重的企業宣傳品、文創產品；

　　2.國有企業商務招待可贈送原則上每次人均不得超過600元的紀念品，禮品種類以宣傳企業形象、展示企業文化或體現地域文化等為主要內容；

　　3.教育、醫療、科研機構等可以通過設立基金會等方式接受企業、個人或政府的資金、物資等幫扶支持，基金會等可以按照章程規定和捐贈、幫扶約定的   原則范圍，用以獎勵在教學科研、醫療事業發展、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但不得用于發放日常津貼補貼；

　　4.黨政機關一般不贈送禮品，在招商引資等特殊情況下確需贈送紀念品的，經批準可以單位名義向企業贈送具有廣州特色、代表城市文化的紀念品，在外事活動中贈送紀念品參照外事相關規定辦理；

　　5.因各種原因未能拒收的禮品必須登記上交，對價值不大、不便退回且難以存放的物品，在履行報告程序，經批準后可以適當方式處理。

　　● 禁止事項

　　1.不得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禮金、消費卡（券）和有價證券、股權、其他金融產品等財物；

　　2.不得收受其他明顯超出正常禮尚往來的財物；

　　3.不得向企業索要任何禮品、禮金等財物。

　　案例問答

　　基本情況：為推動人工智能產業項目建設，市國資委和某市屬國企工作人員赴外地參加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大會。在前期展品推介會上，主辦方向參會人員贈送了帶有會議標識的日歷、筆記本等宣傳產品。洽談磋商過程中，某人工智能企業向市國資委和市屬國企工作人員贈送其生產的智能電子產品。作為回禮和答謝，參會的市屬國有企業經審批購買制作了單價約500元的產業園模型，贈送給市國資委和參會其他企業工作人員。

　　執紀者說：公職人員在參加有關涉企活動時，不得接受市場價值較高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饋贈

　　1.市國資委、市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能否接受主辦方贈送的宣傳產品？公職人員在參加有關涉企公開活動時，對企業、商會、行業協會統一贈送的禮品應在尊重商業習慣的基礎上依規處理。對于企業贈與的非貴重宣傳品、文創產品，可以接受并合理處置。案例中，外資企業贈與的日歷、筆記本等禮品市場價值較低，可以由工作人員自行處置。

　　2.市國資委、市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能否接受企業贈送的電子產品？公職人員在參加有關涉企活動時，不得接受市場價值較高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饋贈。案例中，某人工智能企業生產的電子產品，無論參照相關規定還是基于一般社會認知，都屬于貴重物品。同時，市國資委、市屬國有企業正就具體項目與該人工智能企業進行磋商談判，收受企業贈送的此類禮品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相關工作人員應予以謝絕，確實難以謝絕的，應及時登記上交。

　　3.該市屬國有企業贈送模型給市國資委和其他企業的行為是否違規？根據國務院《國有企業商務招待管理規定》第十三條，國有企業因商務接待需贈送紀念品的，紀念品標準原則上每次人均不得超過600元。案例中，該市屬國有企業經審批向外資企業贈與價值500元產業園模型不違反有關規定。但商務招待贈與的對象應為商務談判或商務合作的企業客戶、合資合作方、經貿聯絡考察組等，保障商務活動的市國資委工作人員不屬于商務招待贈與范圍，同時市屬國有企業屬于市國資委管理服務對象，該行為涉嫌違規收受禮品問題。

　　相關依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七條，《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第三十三條，國務院《國有企業商務招待管理規定》第十三條，《關于對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內交往中收受禮品實行登記制度的規定》等規定。

政企人士、專家學者熱議《廣州市政商交往若干場景行為指引及答疑（第一批）》

規范禮品捐贈“度量衡” 讓營商環境清清爽爽

　　參加企業活動，能收下紀念品嗎？未能及時拒收的禮品，該如何處理？能否用公款買紀念品送給企業？……隨著《廣州市政商交往若干場景行為指引及答疑（第一批）》（以下簡稱《指引》）的出臺，今后，在禮品捐贈問題上存在的諸多疑慮將有答案。連日來，受訪政企人士、專家學者紛紛稱贊《指引》是名副其實的“工具寶典”，為政商交往中容易遇到的各種問題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和操作標準，建立了規范“度量衡”，對持續優化廣州營商環境意義深遠。

　　廣州市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楊再高：

　　《指引》針對性操作性強 有利于在工作中清晰把握好交往邊界

　　“《指引》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系統厘清了公職人員在政商交往實際場景中的政策邊界不清、紀法認識模糊等諸多問題。”楊再高表示，針對基層一線在政商交往中反映的意見及問題，《指引》聚焦招商引資和涉企服務、接待就餐、交通用車、差旅住宿、禮品捐贈、對外交流等方面高頻事項行為進行了規范，既有對交往行為的典型場景和案例問答進行解釋分析，又有對交往行為的“紅線”提醒、正負面清單指引及相關依據進行全面呈現，“這有助于推動我市公職人員更好在政商交往中做到親而有度、清而有為，切實把構建親清統一的新型政商關系落到實處，同時也有助于我市公職人員在積極主動服務企業、促進高質量發展中守住‘底線’、不逾‘紅線’，從而有效保護和激勵廣大黨員干部擔當作為。”

　　楊再高認為，以往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參加企業、商會等舉辦的活動時，在能否收送企業贈送禮品方面存在邊界不清、認識模糊等問題，要么連非貴重的企業宣傳品、文創產品一概不收，要么禮品、禮金、消費卡和其他財物來者不拒，導致政商關系清而有疏、親而逾矩問題同時存在，企業對此意見較多，公職人員也存在廉政風險，“新出臺的《指引》就有效解決了上述問題，其關于禮品捐贈方面，就企業贈送的紀念品、禮品，哪些可以收、哪些不能收，政策邊界講得非常清晰，紀法要求分析非常明確，這樣就有針對性地解答了公職人員在積極主動參加涉企助企活動時能否收送紀念品、禮品的困惑。”《指引》有助于我們在工作中清晰把握好交往邊界、規范好自身行為，更好地在政商交往中做到親不逾矩、親不遠疏、親清統一，更好地在助企幫企中展現風清氣正、擔當作為。

　　廣州市委統戰部非公有制經濟工作處副處長傅亮：

　　鼓勵公職人員大膽與企業合法合規交往

　　有助于持續優化廣州營商環境

　　“《指引》的出臺，有助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參與各類活動時既保持親清政商關系，又保持廉潔自律，確保其行為合法合規，避免利益沖突和不正當的政商關系。”傅亮表示，《指引》鼓勵機關工作人員大膽與企業合法合規交往，對于持續優化廣州的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為構建清正廉潔、合作共贏的新型關系樹立了標桿，建立了規范的“度量衡”。

　　傅亮以《指引》規范“禮品捐贈”為例介紹道，“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規范行為。通過明確行為指南，為政商交往中的禮品捐贈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和操作標準，有助于避免捐贈的隨意性，極大地減少不規范行為發生。二是提高透明度。《指引》中的‘紅線’提醒、案例問答和相關依據的提供，增強了政策的透明度，對過往存在的風險問題進行剖析，使得相關人員能夠更好地理解掌握，進一步提高遵守規定的自覺性。三是防范風險。《指引》中的正負面清單，幫助我們識別哪些是可以接受的禮品捐贈，哪些是應當避免的，是一個標準化的行為準則‘導航圖’，進一步規范了禮品捐贈行為，從而有效防范化解潛在的廉政風險，維護公職人員的形象和公信力，確保政商交往‘親而有度不逾矩，清而有為不疏遠’。”

　　傅亮認為，在禮品捐贈問題上，如果沒有明確的規范指引，不僅容易影響政商關系的健康發展，還可能滋生腐敗，破壞社會風氣，“有的商人為了獲取利益或體現好感，會贈送價值過高的禮品，這超越了企業文化宣傳推介和具備紀念意義的范疇，可能會影響公平公正。而且，政商之間交往容易借助禮品捐贈的途徑，產生利益輸送、以權謀私等違規問題，不僅損害公職人員形象，甚至還可能觸碰法律‘紅線’。”《指引》出臺后，有針對性地解決了這些潛在風險問題。例如，《指引》設定了禮品的價值上限，防止過高價值的禮品導致利益輸送或腐敗行為發生。同時，《指引》規定了不得接受的禮品類型，明確了禮品捐贈的透明度，便于有效實施監管。此外，《指引》還清晰界定了政商交往的一些模糊地帶，為公職人員劃定政商交往“紅線”，有助于維護雙方的正當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指引》聚焦禮品捐贈問題，非常翔實地量化規范了政商交往行為。”傅亮表示，“例如，《指引》對禮品價值的明確規定，有助于在日常工作交往中量化和評估禮品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圍，是判斷是否違規的重要依據，可做到有章可循、有據可依；《指引》還明確規定不得接受禮品的類型，對于公職人員規避風險，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另外，《指引》對禮品捐贈程序的規定，對于未能及時拒收的禮品，提供了報告、登記和處理的相關規定，有助于實現規范化管理。”這些翔實量化規定，對于預防腐敗和維護公共利益，以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法治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撐。

　　廣州立白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法務總監張俊鑫：

　　防范杜絕不正當利益交換

　　提升政商交往規范性透明度

　　“《指引》的出臺具有顯著的意義，特別是關于禮品捐贈方面的指引，為公職人員和企業提供了明確的指南。”張俊鑫表示，《指引》明確了在禮品捐贈方面的具體行為規范，涵蓋了三個典型場景（涉企活動的禮品收送、公款購買并贈送紀念品、接受企業捐贈的處理），這為政商交往中的禮品處理提供了明確的操作指南，避免了因界限模糊引發的利益沖突或腐敗問題，還強化了相關行為的法律依據和操作流程。同時，《指引》的“紅線”提醒和案例問答為實際操作提供了清晰的界限和處理程序，“例如，《指引》規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收受禮品、禮金、消費卡等財物，并要求未能拒收的禮品必須登記上交，這有助于防范和杜絕不正當的利益交換，提升了公職人員在政商交往中的紀律性和規范性。”

　　在張俊鑫看來，“以往在政商交往過程中圍繞禮品捐贈問題，比較難把握禮品價值和捐贈對象。”具體分析而言，一方面包括禮品價值界限不清，我們中華民族素有禮尚往來的傳統美德，為此在與政府官員交往中，有時會想贈送伴手禮，譬如企業宣傳品或者企業自己生產的產品，但企業比較難界定哪些禮品是符合正常禮尚往來的標準。此外，可接受捐贈的對象不明，企業可以對教育、醫療、科研機構進行資金和物資捐贈是比較清晰的，但企業可否對政府部門捐贈缺乏明確規定。

　　“《指引》出臺后，有針對性地解決了上述問題。” 張俊鑫舉例說，“《指引》明確了禮品的接受標準，防止了高價值禮品對公務的影響。此外，《指引》還對捐贈資金的使用范圍作了詳細規定，確保了資源的合理使用，這些規定不僅提升了政商交往的規范性和透明度，還加強了對公職人員行為的約束，有助于構建清廉、高效的政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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